诗经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位于关中平原渭河北原，陕西岐山 （箭括岭）之南。这里土地肥沃，百草丰茂，是“周”这个国度的诞生之地。公元前11世纪左右,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豳地迁于周原”.直至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灭商，周人以“周原”为原点，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完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丽转身。周人先祖黄帝，姬姓，轩辕氏，《说文》曰：“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公元前2980年以渭河为界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战败，炎帝部落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一部分越过秦岭进入广阔的荆湘大地，和当地苗蛮族群取得融合。黄帝统一炎黄部落，预示着华夏民族的建立和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端。

古公亶父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基业、下启文王武王之强盛的关键人物。亶父原居豳地，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而戎狄等游牧部落却常侵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亶父率姬姓族人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整地种田，划分邑落，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设官分职，发展农业生产，使周国逐步强盛起来。豳地和附近部落居民视古公为仁君，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归附，人口空前增加。周原是“德政”思想的创建之邦，所谓“孝行天下，以德为先”，史籍记载面对戎狄的屡次侵犯，古公亶父语重心长地对民众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意思是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的，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

季历、文王继承先辈以人为本，仁政德治思想，前赴后继，乐善好施，为周王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及枯骨”典故出自《吕氏春秋》：“文王贤矣，泽及骴骨，又况于人乎!”说的是周文王到野外巡视，见到路边有一具枯骨，便命人将其妥善掩埋。有人不解，认为这具无人认领的枯骨无须管理，但姬昌认为这具枯骨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怎能忍心看其暴露于荒野呢？百姓听说这事后，都称赞姬昌仁德，纷纷前来归附。虞、芮两国的人有讼事不能裁决，故前往周请周文王裁决是非，他们进入周的地域，看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文王，已觉惭愧，相互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还去干什么，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返回，互相谦让而去。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周王朝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以文化传承为根脉，不断革治立新，开创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先河。周文化是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准则的完整和谐的文化体系。周人对“天命”的信仰直接催生了《周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民本思想。以周原基地而催生的周文化是中国历史轴心时代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其巨大的文化魅力。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曾经说过：“渭河泾河就是中国的‘两河流域’，其夹角周原就是华夏族的祖根地，是中华文明之基。”

《周礼》中提出考查官吏的“六廉”就大为后世推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作为官员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行为规范和考察官吏、整饬吏治的参考标准。对于为官为人，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行己有耻”“欲而不贪”“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礼记》和《老子》中，都出现了“廉而不刿”，其基本意思是廉正宽厚，在内涵的具体理解上虽有差异，但视“廉”为君子或圣人的标准则是一致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廉洁官吏始终是人们心中楷模，是社会治理领域正义力量的化身，是社会正气的脊梁，“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清官作为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融入社会舆论教化，成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孜孜以求和津津乐道的文化现象。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勤政爱民，吐哺握发。他提出了符合历史要求的廉政主张，认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即老天是否辅助你，由臣民的情绪可以测知；主张“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如何保民呢？周公认为应从善“体恤、慎罚、戒荒宁”几个方面入手。体恤。周公提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通过察民心以匡政失。周公曾多次告诫众王臣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他还主张要时刻注意观察、了解人民的心理，看到他们有怨气，就应检查自己的为政举措，找出过失加以纠正。慎罚。一是刑罚主要不看罪之大小，而要视其犯罪的动机，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之重刑;若非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不能施之重刑。二是审查供词要慎重，需考虑五六天，甚至更长时间，以避免判断的失误。三是对“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敦”要“刑兹无赦”；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贵族也应施以极刑。戒荒宁。要求统治者不贪图享乐，不恣意为非。周公谆谆告诚说:“无康好逸豫”，更不要沉溺于酒色，而应效法商王中宗“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和周文王“不遑暇食”的榜样，勤于理政，感悦民心。

《逸周书·官人》记载，周成王问及周公“惟民务官”而如何方能“论用有征”时，周公提出“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的“六征”观人法；在详论官人的“六征”时，周公曾明确提出“廉”的概念，在论“观诚”时说“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其私”“省其交友，观其任廉”“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在论“观隐”时说，“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饰其伪，以攻其名”“有隐于廉勇者”，即“少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在论“揆德”时指出，“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日有经者也”。在论“观色”时提出“诚洁必有难污之色”，实际上也与“廉”的概念有关。周公这些论述虽不尽科学，但在鉴别、考察人才以期知人善任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由于周公推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周初，大批人才涌现，为巩固西周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任人唯贤的做法也给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召公，周文王庶子，被誉为廉吏始祖、“旷代辅弼”。文王姬昌时，召公帮助其处理西岐事务，曾巡行江汉诸国，布文王“仁治”“德治”之教，为后来的伐纣战争建立了统一战线。成王姬诵年幼时，召公协助周公摄政，稳定了建国不久的动荡局面，镇压多方叛乱，协助营造“成周”并佐周康王姬钊，使“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召公提出凡事要以身作则，带头成为德的典范。“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见《尚书·周书·召诰》），大意为王有德，小民才能效法，王业自然就显达了。西方的部族献上一种大犬，召公做《旅獒》劝诫武王不要沉湎于乐，劝君主“明王慎德”。他也以“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之语告诫王，大意为：“王要做天下的榜样，最高统治者应有仁德，成为庶民的模范”。召公履政深入基层，了解下情，解决人民疾苦，平审狱讼，留下了千古传诵的“甘棠遗爱”的佳话。《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即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砍莫动它，召伯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劈莫损它，召伯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拔莫伤它，召伯曾停在树下。召公常处理政务于朝野，曾有“有司请营邵以居”，召公回答：“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断然拒绝了下属做法。

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周人完整地继承了炎黄遗风，并在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使我们炎黄子孙具有了趋同的文化基因。周代的礼乐文明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西周的“成康之治”将西周盛世推向至高点，而后数千年将勤政廉政文化不断传承弘扬，滋养着万里江山。“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远远超出了廉政文化的范畴，但却是廉政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中国古代廉洁政治建设的价值归宿。“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百姓安则国家安。在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中，借鉴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有着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新起点，新征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