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省眉县人。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师参谋长、军参谋处处长、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抗美援朝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4年 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李达为人正直、淡薄名利，大公无私、清廉律己，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他遇事善于深谋远虑和通盘定夺，常常能够放眼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解决眼前问题。他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回忆百团大战》和关于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淮海战役的回忆录被誉为名篇，为党和军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树立典范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养成了清廉律己、克己奉公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抗战岁月中有一年初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给大家发放棉服，发到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手里的棉衣又肥又大，试穿后感觉很不合身，于是，她便抱起这套棉衣，跑去师部找分管此事的李达参谋长，想让他给重新换一身。没有想到的是，李达硬是态度不客气地不给她这个师长夫人换，并且按原则办事地解释道：“师里有规定，发什么就是什么，一律不换。”待汪荣华刚刚出门，却看见李达的老婆齐珂也拿着棉衣跑了过来，看样也是要换套合适的。汪荣华见状，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暗想，我倒要看一看，看你给不给自己的老婆换。只听见李达在屋里说：“师里有规定，棉衣一律不换，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跑来干什么！”齐珂依然不甘心，在那里软磨硬泡了好一阵子。最后，李达发火了，大声说：“你别以为你是我老婆就可以特殊！老实跟你讲，刚才刘师长的老婆来了，我都没给她换，不用说你了！”汪荣华亲自耳闻目睹了这一幕，她心服口服，对李达的人品和精神打心眼里佩服。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各方面条件逐渐改善和优越了，但身居高位的李达仍旧保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生活俭朴的好作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对于常人眼里这么荣耀的一件大事，李达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所以，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是什么军衔。李达的女儿所在学校里的军队干部子弟不少，听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便也想问问父亲的军衔。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怔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黄酱！”孩子们过了许久以后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1955年春，李达从西南军区调到北京工作，住进了南长街附近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几十年没有搬过家。1972年，李达任副总参谋长后，管理部门来南长街看房子，认为院子太小了，房屋的面积也不够，只相当于总部二级部长宿舍的规格，达不到副总参谋长的标准，要给李达另找住所。李达听了连连摇头说：“什么二级部三级部的，我住就是标准。”他与爱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哪儿也不去，仍住在这个胡同的小院里。儿子给李达提了个建议：“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应该换一个大一些的院子，也好散散步嘛。”李达听后，面露不悦说：“全中国的人口有多少亿，家家户户都弄成个大院子，行吗？”

1976年，李达一家住的平房因地震漏水，组织决定让他搬住到条件好的房子，他依旧坚决不同意。由于年久失修，李达所住卧室的房梁和檩条都断了，墙皮和油漆也大面积脱落。1983年，房管部门决定全面维修已成为危房的李达的房子。动工之前，派人来商量修房的方案。此刻，李达的身体不适，正躺在卧室休息，听说房管部门来人研究修房方案，他强撑着行动不便的身体，拄着拐杖下了床，高声说：“我的意见是——因陋就简！因陋就简！”这两个“因陋就简”，为这次修房定下了基调，能节省的就节省，能不换的就不换，上级批下来的有限的修缮经费，还节余了不少。

1987年，李达回到阔别55年的家乡，事先没给当地政府打招呼，与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便饭。临走时写下了“公明廉威”，希望县领导能以古为鉴，公正廉洁，杜绝腐败现象滋生。此外，李达在边防部队视察时总是要求轻车简从，不许搞迎来送往。

克己奉公，言传身教传承好家风

李达很注重对子女们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化。清廉、自立，是李达留给儿孙们的遗产。李达老家的门楣上，“贵在自立”四个大字特别醒目。李达将军一生从不以权谋私，不愿为子女在安排工作、调动、提升等方面动用自己的权力。1978年国庆节，李达曾亲笔写过一首《勉致儿女们》的七言长诗，在这首长诗中，李达追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和革命经历，其中有这么几句谆谆教诲子女们：“千万不能忘过去”、“切盼奋勉各自强”，殷切教诲，感人至深。

李达参加革命前曾在老家与原配夫人张氏生有一子，名叫李如龙。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靠吃榆树皮、玉米芯、稻谷壳和野菜过日子，李如龙一家也不例外。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后来悄悄去了趟北京，原本想让当“大官”的父亲给自己找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最起码也不再让全家人饿肚子吧？他侧面提出这个想法后，没料到父亲却一口拒绝了：“我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要因为我做了官，儿子就不能当农民了！”李达劝其回家安心种地。李如龙一看工作没指望了，就打算回老家，他又委婉地提出眉县政府领导希望父亲能关照一下眉县时，李达生气地说：“我这将军是全中国的，不是为眉县当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万般无奈，李如龙决定回家。临走前，父亲问他需要点啥，李如龙说想要个架子车。李达答应了儿子的这个要求，派秘书到京郊花40多元钱买来一副加重架子车脚子，让火车托运回去，并鼓励儿子回去继续搞好农业生产。父亲叮嘱儿子说：“家乡劳动工具紧缺，把这个东西带上，回家好好务农，在田里劳动就是你的工作。”当李如龙从绛帐火车站下车，一路扛着这个30多公斤重的加重架子车脚子，挽着裤子趟过渭河回到家里时，引得村里人围观称奇。有人说，父亲那么大的官，却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小事。对于父亲馈赠的这唯一一件珍贵东西，李如龙多年来一直细心使用，珍爱有加。

李达不但对他长子李如龙严格要求，对其他儿女也是同样公私分明，绝不允许搞特殊。李达的长女李晖在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虽然军区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老部下，但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军区领导同志才知道此事。后来，女儿和女婿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询问他们：“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了？”得知女儿女婿确实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

李达一辈子克己奉公，不仅对儿女都如此“苛刻”，对孙子也一样。1974年，李如龙的次子李未平已经18岁了，想到部队当兵去。体检都合格了，却不知啥原因没走成，李未平在李如龙跟前哭哭啼啼央求到北京找他爷爷帮个忙。李如龙实在顶不住次子的“泪弹”，只好硬着头皮领上李未平去北京求父亲。谁料听过孙子的一番“哭诉”后，李达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共青团员？”得知孙子不是时，李达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已经是团长了，你现在动不动还哭鼻子。回去后要好好劳动锻炼，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争取入团，说不定人家就会看上你！我不会给你说这个情的，只有靠你自己了。”经过爷爷的谆谆教诲，回到老家的李未平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验兵后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成为部队一名汽车修理兵。后来李未平在新疆服役表现突出而提干，组织决定再提升一级，表都填了，爷爷李达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部队领导要对李未平继续严格要求，再多多考验一下。李未平转业后要求回陕西，也被李达拒绝了，最后还是留在了新疆。

公而忘私，国家和群众利益至上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奋发图强、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时期，李达都一以贯之地坚持把党和群众的利益看得很重，他一心为公的事例不胜枚举。

1961年7月，李达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苏联国防体育开展情况。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按规定发给李达150卢布，作为零用钱。时值“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国内的日用品和食品都严重匮乏，李达本可以用这150卢布给家里买些东西带回去。但谁也没想到，他只花40卢布买了两罐辣椒酱，其余的110卢布，都在临回国前交还给了大使馆。有人猜想，这两罐辣椒酱大概是李达为自己买的，陕西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辣子不吃菜”。可是回到北京以后，李达将两罐辣椒酱送给了国家排球队。就这样，李达的150卢布零用钱，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花1戈比。

1980年1月，李达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从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参加许多通知他出席的会议，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向军委和总参谋部提出一些建议。他说：“让我当顾问，我就要当一个名符其实的顾问。”他既为国家、军队建设的新进展感到欣慰，也为一些单位和个别人搞不正之风感到忧心。有一次，他在批阅文件时，忽然停下了笔，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眼下这股吃喝送礼、铺张浪费的作风是什么时候开始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制止呢？”言为心声，他晚年常常思索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李达总爱提起刘伯承元帅的一段话：“刘帅常常告诫大家，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一个口令能让几万人立正，但你要切记，这一点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赋予的，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决不能自我膨胀，不能忘乎所以！”他以刘帅的告诫提醒周围的同志们。一直到他病重住院、身体状况恶化以后，李达还就端正党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问题，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写信。

光明磊落，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

李达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人，他遇事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计名份而只重工作，只求奉献而不索回报，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和“能上能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达早在红二方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工作时，就已经担任了参谋长职务。但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他最初仅任参谋处长，参谋长一职由倪志亮担任。而倪志亮未到职，李达实际上是以参谋处长的身份做着参谋长的工作。直到1938年12月，倪志亮调任晋冀豫边游击司令员，李达才接任参谋长一职。

这期间一年多时间里，李达的情绪未受到丝毫的影响和波动，一如既往、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尽职尽责。1943年9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赴延安后，李达代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指挥部队取得了诸多战斗的胜利。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二话没说，回到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李达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3年4月，中央军委将他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他又是二话没说，马上赶赴朝鲜履任。1958年5月，在军队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李达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仅保留上将军衔，随后还被扣上了“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副帅”的帽子，被迫调离了他所热爱着的军队，以致患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虽遭此不白之冤,可他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人,还是向中央提出要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后经贺龙提议,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达就被打成“三反分子”“贺龙安插在体委的黑干将”和“二月兵变的参谋长”，遭到了批斗和关押达4年多之久，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摧残。1972年10月，李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其间，李达曾赴兰州军区视察部队。一次，当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同李达谈起“反教条主义运动”往事的时候，李达只是淡然地说：“过去了的事情己经过去了，个人恩怨没有什么可计较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1980年初，李达由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他说：“让我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我一样能给军委和总参当参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曾给李达题词：“将军淡名利，风范当永存。”这正是对李达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