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黄”岂能“腾达”，“得意”更须“自律”。以法真、法正，王珪、王焘，张载、张戬为代表的三个家族，是眉县历史上的名宦大儒之家，三个家族对读书之事、国家之事和社会之事是怎么看的？答案就在家风里。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陶冶情操？为了以后升官发财？还是为应付眼下的考试？面对这个困扰了很多学子的问题，东汉关西大儒法真先生微微一笑，淡然回答：“都不是，读书是为了知人识才。”
       据史书记载，法真是右扶风郡郿县（今眉县金渠镇八练村）人，乃战国时期齐襄王田法章之后裔，秦灭齐国后，子孙不敢姓田，就改姓法，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法氏全族迁徙至关中定居。眉县这支法家，从东汉到三国，接连出了法雄、法真、法正祖孙三代名人。
       法家世代书香门第，重视培养子弟的读书习惯。法真少年时期对当时流传的图书典籍，无论私人家藏，还是官府收存，都设法借来研读，自己搞不懂的地方，就求教于当时的儒学名师，所以学识进步很快。法真的父亲法雄，在南郡当太守。此人不但精明强悍，擅长政事管理，在教育儿子方面也很有想法。有一次，法真想念老爸了，就从家乡眉县徒步走到南郡去看他。法雄见到儿子，首先询问他：最近都念啥书？有啥收获？法真对答如流，法雄非常满意。住了几个月，法真要回去。法雄说：先别走，马上就正月初一了，南郡十八县的县令和郡府官吏都要来开“碰头会”，让你见识一下南郡的英才贤士。法真想：老爸这是要考我呀！果然，正月初一当天，群贤毕至，法雄让法真从窗孔中观察与会近百人的谈吐举止。会毕，法雄问儿子：“依你看，南郡官吏中谁是德才兼备的贤士？”法真说：“我看那个叫胡广的僚属，有公卿的器量。”后来，胡广果然历经九卿三公之位：累迁司徒，拜太尉，后迁太傅，封乡侯。世人赞叹，原来法雄不是让儿子读死书，而是为了培养儿子知人识才的眼力！
       法真后来成为关西著名大儒，曾先后四次推拒汉顺帝的征聘之邀，一辈子躬耕授徒，讲道论德，不远千里来拜师求学的，有数百人之多。世人敬称他为“玄德先生”。
       法真的孙子法正，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饱读经史，同样练就了一双知人识才的慧眼。与祖父不同的是，他把这个本领用在了蜀汉政权的建国大业上。
       赤壁之战后，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去荆州联络刘备。法正第一次见到刘备，发现刘备具有折节礼贤之风，认定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主儿。刘备取得益州后，不愿重用当时的益州名士许靖，认为他华而不实。法正分析说：“刘璋失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任贤使能，主公你是外来户，刚刚入川，立足未稳，要注意团结当地士人和刘璋的旧部。许靖虽然虚浮，但他是个金字招牌，善待他，重用他，好比做了个广告，益州各方力量才会真正归附你，拥戴你。”刘备听从法正的建议，很快安定了益州局面。
       215年，汉中张鲁投降曹操，曹操留下大将夏侯渊和张郃屯守汉中，自己率军北还。法正再一次展露他的过人眼光，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夺了汉中，不趁势直取巴蜀，而是迅速北归，不是他智谋不够、力量不足，一定是家里出事了；而夏侯渊和张郃两人的才智谋略，和主公你相比还不是一个级别。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于是刘备果断出兵，在占领益州之后又夺取了汉中。
       法正凭借他的“识人术”，屡次在重大战略节点上作出高人一筹的判断，追溯此项才智，恐怕优良的家风教育才是源头。
        官居高位，皇帝信赖有加，家族甚至还和皇帝攀上了亲，成了皇亲国戚，既然“飞黄”了，是不是该“腾达”一下了？唐初名臣王珪可不这么看！
        王珪的先祖原为南北朝时期著名世族“太原王氏”，自八世祖王冏因官职改姓乌丸氏，所以他们这一支也叫“乌丸王氏”。王珪的祖父王僧辩是南梁名将，父亲王顗做过北齐乐陵太守。北齐灭亡后，王家人迁徙至关中的眉县（一说是西安）定居。
        王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与母亲相依为命。史书上记载他性格温雅，安贫乐道，志量深沉。他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叔父曾多次向亲友夸赞：“重振王氏门庭的希望，就在这娃身上了！”
        叔父的眼光不错，王珪果然争气。他先是在隋朝开皇年间，被召入朝廷任奉礼郎。唐朝建立，被高祖征为太子李建成的幕僚，负责侍从礼仪，审核太子的奏章文书。由于忠心和尽责，颇得李建成的尊敬。李世民即位后，作为太子一党的王珪，不仅没被清除，反而受到重用。李世民拜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和他探讨国家兴衰之事。身为谏议大夫，就要敢说敢言，勇于匡正皇帝的言行过失。李世民正是看上了王珪这种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忠心，认为其能“尽心所事”，一再加官晋级，不仅拜他为礼部尚书，让他兼任爱子魏王李泰的老师，还将自己的女儿南平公主下嫁给王珪的次子。
        据史书记载，南平公主下嫁王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古礼规定，刚进门的媳妇要拜见公婆，可是南北朝以来礼教废弛，公主出嫁时都不再遵守这个礼节了。可王珪却说：“当今主上圣明，凡事都遵守礼法。我受公主拜见，岂是为了自己荣耀，而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啊。”于是与其妻在上席就座，命令公主执行拜见公婆之礼，礼成而退。当时舆论都认为他做得对，太宗听说后也认为很好。从王珪开始，以后公主出嫁，有公婆的，都要行拜见之礼。贞观十三年 (639年 )，王珪病重，太宗专门叮咛南平公主：“你是王家儿媳妇，要守礼，赶快看望你老公公去！”  “飞黄”岂能“腾达”，“得意”更须“自律”。王珪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子孙的教育，他能以身作则，而非夸夸其谈。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知恩图报，对自己身处贫贱时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尽力馈赠答谢，即使有的已经故去，他也尽量赈赡其家小。许多孤寡贫穷的人，也常得到他的周济。他宁愿违背封建礼教也要节俭，按唐朝制度，官员“三品以上，得立家庙，祭三代”，唯独王珪不曾兴土木建家庙，四时八节对祖先的祭奠，只在寝室内从简举行。此事还遭人以“不中礼”的罪名弹劾，幸好深明大义的唐太宗给解了围。
        王珪死后，太宗为失去一面“人镜”而悲痛，亲着丧服致哀。
        王珪的曾孙王焘，也是一个做事尽职尽责的人。他在弘文馆供职二十多年，掌管皇家藏书，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医学资料，后来又被外派做地方官。他用十年时间，编撰了一部综合性医学巨著《外台秘要方》，此书乃汉晋以来古代医书之集大成者，所载医疗方法，至今对临床治疗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王焘在完成《外台秘要方》后没几年，安史之乱爆发，因反对安禄山的反叛，被叛军杀死。值得一提的是，王焘并非医家出身，他研究医学的起因，是为了诊治久病不愈的母亲！
        要说关中地区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还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横渠先生”张载提出的“四为”和“六有”家训。
        张载生活的北宋时代，礼乐崩坏，民风民俗处于“上无学、下无礼”的乱象之中。张载认为要根治这一顽疾，首先要从教育家庭成员的基本准则做起，于是他革新性地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家训，后来，这四句话也成了关学学派的宗旨。
        张载的“四为”是他一生中对“天、地、人”及万物、万象最精辟的总结。意思是要努力探索天地真知，为天下百姓谋求幸福，同时要继承古圣先贤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开创一个万世太平的社会。张载的“四为”家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训，而是从更高层次上确立的人生价值取向，凝聚着张载对家庭社会、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责任担当，其气魄之宏大，内涵之丰富，可谓前所未有。
        在如何践行家风家训时，张载强调首先要做到“六有”，即：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是说，说话要有分寸，行动要有法度，白天要积极作为，晚上要有收获，休息时要注意保持涵养，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为了规范家庭成员和弟子的言行，张载还编写了《贬愚》《订顽》等家规训言。
        其次是躬行礼仪。张载不仅完整地继承了《周礼》中的宗法思想，而且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他首创了“谱牒”制度，把续写家谱、族谱，建立家族祠堂，融入了宗法体系。张载还带头执行礼仪规范，就连未出嫁的女子他都要求参加祭祀、丧礼等社会活动，让她们知道礼仪的规范程序，改变社会风气。因之，从北宋开始，中国谱牒文化开始兴盛。张载认为：宗子之法不立，会使朝廷没有累代世臣可用，又使那些后来崛起于贫贱之中的卿相，其家不传。张载首创的谱牒文化，对帮助后世认祖归宗，维系家族和社会团结和谐，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张载 28代后裔张世敏回忆：“‘四为’作为我们张氏家风家训在全国各地许多张氏祠堂都能看到。我记得小时候每年春节，祭祖完后，就开始背‘四为’，如果背不过，我们的族长爷爷，还要用长烟斗敲一下你的手，表示惩罚。”
        “张载提出‘四为’、‘六有’家风家训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眉县政协原主席卢文远说，“张载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进士。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家族。他十岁时，父亲就请老师为他讲课，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 14岁时，陪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千里迢迢，不避艰险，从四川回到陕西。后来他一直待在老家孝敬母亲，直到弟弟张戬考上进士后，他38岁才考取进士，这说明，张载不仅对父母孝，对家庭成员也有牺牲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横渠先生”的胞弟张戬，历史上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张戬在哥哥的影响下开始读书， 20来岁就考中进士，在任监察御史时，以刚正不阿、尽职尽责为百姓所称道。张戬身上的许多品质都来自于优良的家风熏陶，例如：严于律己而以忠厚诚恳的态度待人接物；乐于称道别人的善德，鼓励其上进；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小有差错，必定认真改正，决不再犯；对胞兄极其敬爱，对贫困亲戚尽力周恤。
        难怪张载常对人讲：“我弟弟德行上的优点我是不及的。他勇于担当、正道直行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的徒弟子夏相媲美。有这样的弟弟，吾辈之道还怕不能发扬光大吗？”当时的人对他们兄弟很尊重，尊称为“两张先生”。